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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幸福与文化消费”是一个探讨个人心理幸福感与文化消费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课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消费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人们通过音乐、艺术、文学、电影等多种文化形式来追求精神上的满足感，并期望通过文化消费来提升自身的幸福感。本课题通过调查研究个体在文化消费过程中的心理体验和情感变化，以及文化产品对幸福感的影响，旨在揭示文化消费与精神幸福之间的关联，为个体提升幸福感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这一课题对于推动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提升人们的精神幸福感具有重要意义。

追求幸福，是人类天性，也是人民群众最根本、最高远的生活意愿。生活幸福，当然首先建立在较为充足的物质生活保障之上，但是，衡量幸福的最终尺度，却是建立在人的精神范畴。说得直白些，幸福不幸福、怎样才幸福，最初是看物质条件，最终要看主观认知。从这种意义出发，在评价一个地区、一座城市幸福指数的时候，不但要有生活幸福指数，而且要有精神幸福指数。

不但追求生活幸福，更为追求精神幸福，是人类的宿命。当年，“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那时能吃肉大概是最高级的生活幸福了，因此，人称当权、富贵者为“肉食者”。孔夫子应该也是喜欢吃肉的。如果我们将“束脩”解读为十条腊肉，那么弟子三千如果都交了学费，孔子就成了囤肉大户了。但是，闻听“大韶”之后，居然三月不知肉味，可见孔子在音乐中获得了多么巨大的精神幸福感。理学大师程、朱认为这段话讲的不是幸福感而是专注精神，而钱穆先生则认为这里说的是一种“境界”。无论如何，“约定俗成”地将其解释为音乐之美超越物欲之求，似为更加妥当。精神幸福可以超越最大的物质幸福，这是儒学的一种基本精神，也是孔子教给我们的人生道理。

高尔基的文学大师之路，起步于少年。在他的自传体小说中记载了一段让他、也让读者难忘的故事。他在书店当学徒时，遇到一位贫苦的老伐木工，竟然用刚发下来的薪水去买一本诗集。此情此景，不仅印证了精神诉求的顽强，而且映射出一个民族的心性。反之，当精神欲求失去方向、精神幸福破败沦陷之际，人的幸福感也便丧失殆尽。《等待戈多》中人们执着地等着那个被等待的戈多，可戈多是谁、等他干吗、他来不来，都是未知。失去精神伴侣的人生必然是苦闷的，因此编剧塞缪尔·贝克特写道：“不错，一个人独自个儿赶路，路就显得特别长，尤其是一气儿走……”

物质文明提升的结果，总是激发精神幸福诉求的滋长。如果精神增长的速度长期、大距离低于物质增长，那么，人就愚昧、平庸、苦闷，生活就乏味、呆板、徘徊，进取精神和创造欲望的丧失，“直把杭州作汴州”就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精神幸福，不是那种实际上没有脱离纯粹物质欲望的生活满足，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物欲的精神享有和精神追求。这种超越从哪里获得？曰：“文化。”

让全体社会成员最大限度地满足文化生活需求，是国家文化发展的重要战略思维，并实施了逐年加大力度的实际举措。国家的举措，多有普惠优惠，而受益的民众也确实获得了更多的文化享有机遇。值得注意的是，在许多时候、许多地方，文化受益仅仅被理解为免费、无偿，自觉自愿、主动稳定的文化消费仍未成为人们文化生活或精神满足的常态化行为，反映出社会文化心理的缺陷和不成熟。譬如，以为文化之于生活有它不多没它不少，实在没事时才考虑去文化一下。譬如，觉得文化消费带不回有形有价的物什，买电视肯于大价钱而看电视则尽量不花钱。譬如，白看白给的是文化享有，花钱消费的是被占了便宜。事实上，满足于文化免费是生活观念的低端状态，真正成熟、理性的生活观念，是将文化纳入生活之必需，使之成为时间支出和经济支出的不可或缺、逐渐加大的生活成本。

文化消费成为精神幸福的主渠道，这是社会文化运行和社会精神生活成熟程度的重要标识。幸福人生，就要通过涵养文化消费观念、拓展文化消费行为而增加精神幸福指数。浪漫城市，就要致力建构文化消费空间、培育文化消费市场而激发民众精神幸福热情。文化消费看似一种文化经济，实则关乎心灵成长，关乎精神提升。

(原标题：精神幸福与文化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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